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里,有一首意味深长且颇具象征意义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在这首诗中,李少君表达了诗人介入现实生活的意愿,并且找到了诗人拥有“时隐时现的诗意”的根源:那就是大自然,就是山中的“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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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这首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标志着李少君对自己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深刻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诗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发展阶段,崇高、庄严、价值、意义等终极追求还在诗意的顶端隐约闪耀。随着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的逐渐重视和越来越多的模仿消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人民、远离生活,成为自娱自乐的“一己悲欢”与“杯水风波”。

第五届中国诗歌节上,朗诵家陈铎“诗颂中华”。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澳门新葡萄京网站,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海天集》是李少君2014年初从海南到北京四年多的新作结集。在这些诗艺日趋成熟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李少君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回归的努力。换言之,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山水诗、田园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李少君架起一道相通相融的桥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诗忽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一种弥合。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唐诗的意蕴:“在没有雨的季节,整个林子疲软无力/鸟鸣也显得零散,无法唤醒内心的记忆/雨点,是最深刻的一种寂静的怀乡方式”;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又可以读出宋词的质感:“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李少君认为,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所以,李少君的诗总是从大自然出发,找到自然的意境和诗意。中华诗词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标识。李少君从自然山水间找到了中国新诗能够继承的精神标识,那就是“自然”,并且用简约、委婉、宁静的诗写出了自然之美,也正因如此,李少君被誉为“自然诗人”。

在中国昂首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新诗也走过了百年历程。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可能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传统。《海天集》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古典诗词抒情传统中,找到了一条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路径。李少君说:“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同时,他突破了古典诗词山水田园的意象,向更博大、更深远、更具现代性的诗意进发。他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具有现代性风貌:“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这些特征,在他的《云之现代性》《珞珈山的樱花》《敬亭山记》等诗作中也得到鲜明呈现。在抒写诗意时,诗人没有远离时代:“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我是有故乡的人》),这份“恒定感和踏实感”,正是诗人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灵魂故乡的诗性回应。此外,《海天集》中收录了诗人刚刚完成的叙事长诗《闯海歌》,这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的致敬之作,也是深入生活、关注现实、拥抱时代的叙事诗佳作。

“百年间,中国新诗深刻介入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新诗在时代的变化中变化,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始终贴合着时代与人民的需求。”日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如是说。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他还说:“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是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不能失语,更不能缺席。《海天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新诗一定要从中华古典诗词和世界优秀诗歌中汲取双重养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根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新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云卷云舒,云开云合/云,始终保持着现代性,高居现代性的前列”。李少君的这首《云之现代性》,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云”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如何使“云”具有现代性,考验着中国诗人的智慧。

“诗歌应该成为大众文学,而不是小众文学。”论坛主持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已经有了,但我们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作者:刘笑伟,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

“生长、活力,实绩。”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这样概括新时代以来的新诗。他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编辑出版家、诗歌翻译家和大众,共同促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这些年,我国诗歌创作明显回暖,各种创作和活动十分活跃,但是好作品仍然比较少。目前,我国参与诗歌创作的人数众多,各地诗歌团体越来越多,诗歌艺术样式更加多样,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大众媒体积极介入,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新诗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也很明显。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基调明亮、能量充足、人们喜爱的精品仍然比较少,尤其缺乏现象级好诗。一些诗歌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情趣低下、基调灰暗、正能量缺失,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的学习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扬子晚报》“诗风”诗刊主编、诗人龚学明认为,不少青年诗人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而无视有着丰富养分的中国传统诗词文化。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

《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诗人刘笑伟认为,军旅诗人在学习古典诗歌方面具有天然优长。在历史长河里,边塞诗人留下了无数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独特的美学品格。军旅诗的优势是国家情怀、正大气象和铁血品格。军旅诗人一定要发挥军旅诗的优势,放眼时代、壮大格局,要有“大视野、大情感、大气派”,在新时代形成自己的新气象,发出自己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立彦认为,学习古代诗话是通达古代诗人心灵的一条捷径。通过阅读古代诗话,可以感知汉语的温度、湿度、浓与淡、轻与重、动和静、哑与响,知晓炼字之妙。在以西方诗人为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豪地以中国古人为师。

咀嚼生活 拥抱时代

直面现实是新诗宝贵的品质。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都涌现出代表性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冯至等人的作品,领风气之先。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歌颂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百折不挠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公刘等人的作品,充满着喜悦浪漫情怀。改革开放后,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

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诗歌刊物、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降低了诗歌作者进入的门槛。诗歌创作由此进入迸发期,但也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状态。

扬州大学教授罗小凤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义”等诗歌理念的鼓动下,诗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严肃性被彻底消解,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写作”等倾向。中国新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内容上的“轻”;其次是诗歌的美学伦理放逐后,诗歌艺术上的“平”;还有就是诗歌语言“白话化”所带来的韵律美感的“苍白”。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认为,“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以接通自我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可能寄寓大悲悯的题材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悬置,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无聊琐屑的世俗吟唱无限蔓延,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之中了”。

“要完成新史诗创作的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真实的认知。”《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诗人们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剖析诗歌创作中的流俗病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诗人既心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伎俩中走出来,树立大格局、大抱负。

“诗歌是在咀嚼生活的过程中,被生活咀嚼出来的思想和艺术产品。诗歌要无愧于新时代,就要大胆地拥抱新时代。”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车延高说。

重建诗歌与民众的联系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新时期诗歌‘精英化’所带来的弊端,将诗歌从文化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重新在诗歌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说。

“诗人要真正扎根大地,为时代击鼓,为前行呐喊,写出新时代的诗作来。”诗人吴少东认为,新时代诗歌需要新意韵。很多诗人依然在写情绪,而不是写情怀;依然在写格调,而不是写格局;依然在写文字游戏似的语言,而不去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之美、自然与生态和谐之美、人类与信念的真善之美。我们要努力实现“小众”的最大化——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和能够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阎安则不完全同意诗歌大众化的观点。他认为,衡量诗歌、批评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诗歌的写作和鉴赏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一定素养的。他同时认为,诗人可以在大众化方面努力,在密切现代汉语与生活的关系方面努力。诗人李瑾认为,诗歌一方面“可以简单地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现实责任,“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现代诗歌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寻找平衡点,这是它的尊严和力量所在。

从程序化写作回到“人”本位

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这与新媒体传播平台跟诗歌的结合密不可分。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工智能写诗是当今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之一,它促使人们反思诗歌何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认为,人工智能创作诗歌是一种无法对位的程序化写作。而诗歌与诗人内在的冲动和情绪,与诗人的遭遇和命运都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五四新诗传统里汲取营养,从当下自动化、程序化的写作回到“人”的本位,这样才能写出和人工智能有所区别的诗来。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诗人赵晓梦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诗人应该保持内心的安静,保持独立思考和对生活的耐心。

“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传播,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汤养宗认为,许多年轻的诗人,没有他们的前辈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经历,这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创作所需的须经长期艰苦磨砺才能获得的内功。

新时代,百年新诗再出发,应该走向更远方。“对时代的描摹和正面观照,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专利和小说家们的事业。”文汇报副总编辑、诗人缪克构说:“诗人们触觉敏锐,应该努力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用诗的方式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精到而独特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