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少数民族文学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作家快速成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佳作迭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深化,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少数民族文学在增强各民族四个认同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深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壮美多彩的当代内蒙古诗歌已经打马走过70年。几个代际的多民族诗人以诗为媒,表现了70年来内蒙古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变迁,以及社会更替中丰富多元的价值观念、精神情感,展开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长卷。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一、突飞猛进的前十七年

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团结成“共名”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了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明确意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汉语文学创作快速发展。在母语文学创作方面,蒙古文《内蒙古文艺》、维吾尔文《塔里木》、朝鲜文《延边文学》、哈萨克文《曙光》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内蒙古日报》《西藏日报》《新疆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报纸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的“文艺副刊”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敖德斯尔、恰白·次旦平措、班觉、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库尔班阿里、乌玛尔哈孜·埃坦、郝斯力汗、巩盖·穆哈江、热合买托拉·艾甫西,朝鲜族诗人金哲、金学铁、李根全、吴其拉达、康朗甩等,都是深受本民族读者喜爱的母语作家和诗人。汉语文学创作方面,《草原》《天山》《边疆文艺》《山花》《四川文学》《广西文学》《青海湖》《宁夏文学》等民族地区文学期刊承担起扶持本地区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引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第一代诗人亲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各族人民翻身胜利的喜悦与对新生活的向往,点燃了诗人激昂澎湃的时代情绪。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特·达木林、韩燕如、杨植霖、孟和博彦等各民族诗人,站在草原上向新生人民政权、共产党及其领袖唱出了热烈、真诚的赞歌。这些歌声聚成激流,汇入到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洪流之中,在反映由巨变而激发的喜悦的同时,更内蕴强烈的国家认同。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1950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陈清漳、鹏飞、孟和巴特、达木林等翻译、整理的《嘎达梅林》,1952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

因为上承蒙古民族的深厚传统、直接反映游牧生产生活样态的地方性知识,这激流有极高的辨识度,葆有那个时期难能可贵的个性。无论是《狂欢之歌》,还是《心与乳》,抑或是《牧民走上天堂的路》、《十月红花照全球》、《啊,祖国,亲爱的祖国》,都与民族文化关联深刻。历史巨变之下的狂欢情绪用饱含民族情愫的具象,比如鲜乳、牧民、毡房、草原、骑兵等凝聚时,也给政治抒情诗写作增添了新质。这些新质联系着广阔、崭新的民族生活和地区风貌,更富含时代精神激扬出的强劲艺术力量。代表性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在自身确立诗坛地位的同时,也使内蒙古诗歌自立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诗歌版图。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因此,《人民日报》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新型文学”“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这五个“新”,代表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价值评价的基本取向。正因如此,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周扬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称为“文学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他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称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这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

同为第一代诗人,创作起步稍晚者还有安谧、贾漫、戈非、其木德道尔吉、王磊、周雨明等。他们歌唱着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崭新生活,以及这个时期在各条战线挥汗如雨的新中国建设者和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新人新事。包钢建设、草原英雄小姐妹、矿山开发、荒漠治理,凡此种种,都被诗人激情抒写,时代的风貌也由此在诗中全方位存留,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诗歌鲜明的诗史价值。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各民族作家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1955年1月,玛拉沁夫呼吁要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倾听各民族作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见和建议。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从“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针对过去对少数民族重视不够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了8项具体措施。

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多民族诗人的诗歌“共名”。在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中,诗人写道:“艰苦的斗争/把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谁能分离我们/钢铁般紧握的十个手指?”这些诗句异常精准地概括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走向胜利的历程。这一主题也回响在汉族诗人的诗作中,典型的就是李欣的《民族团结之歌——献给第十个国庆节》:“共同命运把他们结合,/血肉的联系难分割”,这是对各民族共同缔造自治区、创造传奇的诗性概括;而其中“兄弟呵!紧紧握着手,/团结就能战胜一切”,这样的诗句在今天依然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报》用“突飞猛进”高度评价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或者用汉文写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很多民间老歌手重新获得歌唱的生命”,“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此外,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毛星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将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挖掘、整理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称为“我国文学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大事,是我国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的发展”。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中,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上述评价都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没有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记录历史的史诗风范、直抒胸臆的激情、独特的民族生活意象,内蒙古第一代诗人的诗歌实践奠定了内蒙古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网址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深思逝去历史,呈现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19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汪承栋、韦其麟、杨苏、苗延秀、包玉堂、吴琪拉达、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琶杰等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出佳作,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起点》《锻炼》《红路》《在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金子》《泉水之歌》《老虎崖》《给我一枝枪》《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刘三姐》《阿诗玛》《喜事》《哈森与加米拉》《订婚》等作品。这些佳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归来诗人和第二代诗人的写作构成了内蒙古诗歌的第二个黄金年代。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中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样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例如,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梅葛》《阿细的先基》和《创世纪》等史诗先后面世。《嘎达梅林》《阿那尔汉的歌声》《阿诗玛》《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蜂花相会》《逃婚调》等长篇叙事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58年开始的“三选”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归来诗人,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作,中间被迫停笔,新时期重返诗坛的内蒙古诗人;第二代诗人,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受过高等教育,既视野开阔,又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同时,民族文化仍是其重要的精神根脉乃至泉源。第二代诗人在新时期的万象更新中整体性地登上内蒙古诗坛,他们的发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内蒙古诗歌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影响也持续绵长。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订了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详细计划。1959年,《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率先出版,结束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史的历史。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9个民族编写出文学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6个民族编写出了文学概况。由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学“三选一史”编撰工作,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划时代变革,也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创举。

沉思逝去的历史是内蒙古归来诗人写作的标志性内容。戈非、安谧、哈·丹碧扎拉森、毕力格太、张之涛、纪征民等诗人的作品,既反思历史,也期盼未来,其写作路向显示着内蒙古诗歌从草原大地上滋长,从不曾中断它与历史和社会的联系。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文革”严寒的考验,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肩负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文革”期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与新时期的曙光一起复苏、成长。

在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诗歌应该有着怎样的建树和艺术可能?这是诗歌发展要解决的内在艺术问题,亦是此一时期内蒙古诗歌创作亟待攻克的艺术难题,更是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地区回应。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二、灿烂辉煌的新时期

这些问题随着新一代多民族诗人的出现迎刃而解。以张廓、陈广斌、青格里、张之静、赵健雄、阿古拉泰、雁北、蒙根高勒等为代表的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在诗歌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大胆革新,将内蒙古诗歌引领至全新的发展境地,其诗学实践让新时期以来的内蒙古诗歌呈现出明显的诗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北方草原的无尽吟唱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凝眸,构成了内蒙古第二代诗人写作的基本主题。在其后几十年的写作中,他们笃定坚持,将其打造成内蒙古诗歌标志性、持续性的主题。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1978年,在共和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沸腾日子里,少数民族文学迅速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迎来了灿烂的春天。“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各级文学组织和机构逐步恢复,文学队伍重新组建,文学创作迈出坚实步伐,少数民族文学开创了灿烂辉煌的新时期。

时代乍暖还寒,对个体生活经验、生命世界和情感律动富于诗意的表达已如春草初现。阿古拉泰《阿布》《额吉》、王忠范《额吉,我的额吉》等细腻品味天伦之乐、温情描写日常生活的诗篇相继出现,直观地昭示出时代思想、诗情诗观的变化:当诗语用于细摹晕染灶火旁沉默的父亲、白发的母亲与他们对儿孙的思念时,在革命、政治等宏大命题和崇高美学之外,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美学已然回归。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同年,恢复不久的中国作协成立了民族文学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1981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同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开设了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改革开放之初的这8件大事,在政策、制度、组织、机构、平台、学科等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烛照于人性和生命律动,第二代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大胆精准诗语,表述了种种生命体验和人生思索。方燕妮《开凿》《疯狂的海魂衫》对女性身体、欲望有细致入微的体察;成子《你奔腾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鲁古雅河?》、蒙根高勒《那达慕》《遍地风流》、雁北《冻雨》等诗,则借由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表述了对生命力量的惊叹。这些诗歌不仅共同回应了寻根思潮,更映现出内蒙古诗歌写作视野扩大、写作视角拓新和思考层面犁深的变化过程,即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不再是常见的诗歌题材选择;社会—历史观照也不再是诗人写作的唯一视角;在肯定生命本身力量和美感的表象下,是诗思对生存终极性问题的迫近。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1980年由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盛会,来自48个民族的102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经验和不足,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次会议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9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经中宣部和统战部转发各省市区,彰显了国家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决心。此后,1986年、1998年、2003年、2012年又召开了4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来自50多个民族的300多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从第一届到第五届,与会民族数量和代表人数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都有新的任务和目标,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征程与新起点。例如,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办好10件事。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提出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8个思路和1个重点——精心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确,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影响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影响着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

诗人身份也悄然发生变化。除为公众代言之外,他们开始成为生命和存在的赞美者、沉思者,更是极具活力与想象力的创造者。内蒙古诗歌之变至此是划时代的:诗歌主题在转换,诗歌视角在变化,滋长膨胀着丰沛异常的想象力。而所有艺术之变,皆深蕴于历史之变中。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玛拉沁夫、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近百位作家分别获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类奖项。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学奖。至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了11届,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特别是佤族、布朗族、傈僳族、布依族、仡佬族、裕固族、东乡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纷纷获得“骏马奖”。

构建草原诗歌,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意图、评奖原则,与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导向密切相关,与各民族发展本民族文学事业、促进中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热切期望密切相关。它深刻地推动和引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和知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而外,“草原”是内蒙古诗歌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1981年,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创刊。正如创刊词中写到的那样:“她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经过严冬开放的花朵,更爱春日的温暖。她将扎根在祖国四面八方辽阔的沃土上,受到各族人民的辛勤浇灌,充分吸收时代的阳光雨露,以自己独特的艳丽色彩,使各民族的文学百花盛开。”仅1981至2009年,《民族文学》发表了55个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各类作品。自创刊以来,《民族文学》开办数十个文学专号,带动各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如《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专号》《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专号》《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专号》等;通过举办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笔会、主题采访、建立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开设专辑专栏等多种方式,扶持少数民族新人,如“贵州铜仁地区少数民族文学专辑”、“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赴内蒙古西部深入生活采访专辑”、“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文学作品专辑”、“青年作者特辑”、“女作者特辑”等。1991年费孝通称赞《民族文学》是“一个播种机、一把金钥匙,不断把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品种撒遍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在谱写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灿烂辉煌的篇章中,《民族文学》承担并完成了播种机的责任和使命。

以第一代诗人的草原歌唱为基础,第二代诗人开始自觉构建草原诗歌。如果说第一代诗人笔下的草原在诗歌中更多作为地理环境而出现;到第二代诗人这里,草原及其万物成为诗人凝神观照与表现的主体对象,也是诗意生发的主要空间和普遍使用的诗歌意象。以“草原”为题旨或题材的诗歌由此高频出现,不再止歇。在其后30余年草原诗歌的发展进程中,蒙根高勒、阿古拉泰、白涛等对草原诗歌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

在新时期的时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以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史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

新世纪前后,阿古拉泰以《众鸟高飞》、白涛以《从一只鹰开始》、蒙根高勒以《命运之马》引领汉语写作草原诗歌走向成熟,也标识出汉语写作草原诗歌的高度。几代内蒙古诗人也从草原具体可感的现实与历史中提炼出草原的精神和品格:开阔、自由、坦荡、无畏与铮铮风骨。草原诗歌里的“草原”已非地理概念,而是津梁、通道与归趋,是情感、记忆与历史的舒展安放之所,是生命和生存的秘响旁通之地。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满族作家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实力创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族诗人和部分达斡尔族诗人创作的蒙古语诗歌异常兴盛,并呈现出深切的历史观照、明确的族群意识与刻写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书写趋向。阿尔泰的创作持续到新世纪,《心中,那棵青青的春芽》《草原深处》《老人》等都在不同时期引起震动,但草原总在其诗中念念不忘;勒·敖斯尔《蒙古马》,写蒙古马一旦失步踩死一朵野花,那么“忏悔/将是蒙古马/一生/咽不下去的冰碴”,刻写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时入木三分。齐·莫尔根的《蝈蝈之声》,以困在都市的蝈蝈想念故乡草原起兴,温柔热烈的诗情裹挟着挥之不去的怅惘,草原仍为关键词。

1980年代,玛拉沁夫、李乔、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巴·布林贝赫、克里木·霍加、金哲、黄永玉、林元春、那家伦、晓雪、李陀、张承志、扎西达娃、霍达、朱春雨、孙健忠、艾克拜尔·米吉提、乌热尔图、蔡测海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群体的姿态,屹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当代文学的前沿。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宝音贺西格、特·官布扎布及特·思沁大胆、扎实的努力,蒙古语诗歌实现了艺术转轨,但表现手法上强烈的现代气息,反而让草原和草原精神坚实铺展在其诗歌中: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和对草原精神的执著书写,以及对民族文化特质的哲学抽象,构成了他们诗歌的底色。宝音贺西格的《蒙古字》《长调》《马头琴》等作品影响广泛,即源于此。比如《长调》中,“有人问我,长调为什么那么悲凉/我说,欢乐没有必要那么悠长”,以对长调的哲学思考摹写草原民族的性格。

1990年代,吉狄马加、阿来、向本贵、鬼子、蓝怀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庞天舒、景宜、加央西热、石定、鲍义志、默罕默得·巴格拉西、罗吉万等文学新锐的加入,在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同时,使少数民族文学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

与当代中国诗坛在朦胧诗后出现先锋诗歌、口语诗歌等众声喧哗的写作潮流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草原诗歌自成一体,使得内蒙古诗坛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独立与平静。这种平静是诗力在蕴蓄,继之在新世纪的诗歌场域中爆发:第二代诗人坚持写作、建构草原诗歌的路向更加清晰,且将草原诗歌实践推进至新高度;与此同时,满全、海日寒、温古、广子、青蓝格格、远心、西阔等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登上历史舞台,迸发出自己的光芒。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爆发出来的雄厚实力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努力积累、努力创作的结果。即使是处在“文革”之中,有些作家也是努力准备、积极创作。例如,1975年,玛拉沁夫创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乌热尔图、李陀、张承志等作家也在积累素材,积聚情感,为日后的爆发积蕴了充沛能量。

满全、多兰、海日寒等用深长眼光和辩证思维看待草原的荣枯与历史的变迁。满全《大都往事》认为,“忘记水草丰美的季节,/接受钢铁城市,/也是一种必要的投降。”《大漠孤烟》又直言,“很多时候,/荣耀是一种卑鄙”,因诗语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其诗便深邃豁达,带有明显的超越性和形而上的品格。张廓等学者型诗人开创的知性诗歌传统在其写作中得到有效延续,形成内蒙古诗歌流脉中不曾中断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脉络。温古、广子、赵卡等则为草原诗歌赋予新质,在其诗思之中,诗人与草原不再是主客体关系,抒情主人公与草原臻于“物我同一”之境,草原有如生命般具备爱恨情仇的情感。如《甲申卿云歌》所写“青草的怀里睡着石头”“醉后的山涧横冲直撞”;《风吹科尔沁,也吹拂我》所言“一片草地要远走,一百头公牛也拦不住”;《牧地长调》所述“两首空空的夏季/风雨之夜紧紧抓牢一支古老的歌”……这些诗中的草原元气淋漓,洋溢着热烈、饱满的生命气息。

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保持着与主流文学思潮同步推进的态势。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现代主义诗潮、新写实小说、底层写作、女性文学等思潮中,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流脉。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文学记忆,少数民族文学及时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语境的变革和时代生活的巨变,及时捕捉和反映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传统习俗的巨大冲击,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少数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心路历程,少数民族文学以自己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成为各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

女诗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蒙古诗坛已有不俗表现。张之静、方燕妮是上世纪80年代女诗人中的佼佼者。张之静“西口”系列诗歌主题也是女性,但因保持着与所写人事的距离,悲悯外显示出明显的理性色彩。方燕妮的写作如同为自己的生命潮汐或创痛寻找出口,她的诗富于感性、色彩浓烈,追求一种内在情感主导之下的诗歌铺演,以对女性生命律动的精微体验和精准表现直击人心。新世纪的内蒙古女诗人几乎是以崛起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并出现了青蓝格格、孟大伟、杨瑛、远心等成绩突出者。她们的优长是在日常生活物事中捕捉刹那间闪现的哲理,多倾向于抒发生命中或强烈或浅淡的情爱体验。她们敏锐地从凡俗生活和情爱体验中提炼出更具超拔性和普遍性的主题,其敏锐与深思皆难能可贵。

此外,少数民族文学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使中国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

行进至新世纪,内蒙古诗歌尽管没有出现领军性、代际特征明显的诗人群体,但诗题诗风却如百舸争流、繁花竞放。城市、身份、民族文化失落、难以排遣的乡愁、对社会问题生态恶化现象的强烈批判等诗题,部分或整体地折射着现代化境遇下,人们的热爱与伤痛,希冀与失落,衍生为不同的诗歌声部。而在这多声部诗歌交响中,“多中有一”是显著的特征——作为主旋律的草原诗歌与其他诗歌声部共奏出雄浑壮丽的诗歌交响。多民族的内蒙古诗人从未自外于这片辽阔的草原,70年的内蒙古历史激发着他们的诗情,他们一直以诗歌的方式,在参与、见证和创造着历史。

早在1950年代,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在南方与北方、壮族与蒙古族的文学隔空对话中,以迥异而鲜明的民族风格,诠释了中国多民族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品质。1960年代,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统裙》与老舍的《正红旗下》再次诠释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广阔空间中,文化的多样性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风格的多样性。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与形态、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情感性格、价值观念、语言形态等方方面面。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是在反映各民族新生活的时代规约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民族风格就成为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民族意识。揭秘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生命密码、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风姿、表现民族心理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正在发生的巨变、揭示民族文化的当代危机和历史选择,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趋向。乌热尔图将鄂温克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和当代文化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群掀起的“黑色旋风”,继李乔之后,在重构民族集体记忆的同时重构了独特的彝族形象;扎西达娃以其极具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文学书写,穿越“隐秘的岁月”,呈现了真实的藏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霍达的小说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交融冲突中,塑造了坚忍坚毅的回族人形象;张承志以多元文化的开阔视野,展示了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多样景观,表达了“美人之美”的胸怀和“美美与共”的理想。

在灿烂辉煌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诗卷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成为特别亮丽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创世神话研究为重点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和深度开拓。汉文典籍所记载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伏羲、盘古、竹王、九隆、盘瓠、廪君等神话,南方民族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北方民族萨满神话、英雄神话,纳西族东巴神话,佤族司岗里神话等民族神话的表层叙事结构、深层内涵、演唱仪式、文化渊源以及民族神话比较等,都得到比较充分的探讨。特别是1984年正式启动的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皇冠上的珍珠——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和研究进入全新阶段,取得累累硕果。1979年,中宣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共同成立“《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从此带动并掀开了新时期以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的序幕。1978年,托·巴德玛等人率先有组织地搜集记录《江格尔》。1979年,《格萨尔》艺人扎巴说唱的录音抢救工作开始。1986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申报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被列入“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99年,《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南方史诗论》先后出版。这四部著作借助西方功能学派、“结构母题”和“程式”理论以及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对中国史诗形态、发生发展规律、叙事方式、结构类型、人物形象、艺人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立足蒙古族本土诗学资源,在寻绎和提炼本民族诗学思想精华、建构民族诗学体系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民间文学研究以史诗研究为重点,形成了神话、故事、传说等文类研究全面拓展的新格局。

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知识生产在新时期迎来黄金期。1979年2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云南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标志着被“文革”中断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程重新启动。1984年2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了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丛书》计划。1985年,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强调“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学术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同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制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写出版方案》,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评审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编写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除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少数民族文学通史外,自1988年2月至1996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审委员会分别在各地召开了21次评审工作会议,先后对藏、侗、毛南、纳西、布依、黎、普米、傣、拉祜、基诺等26个民族的31卷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书稿进行了评审。至1999年末,蒙古、藏、满、壮、维吾尔、回、朝鲜、赫哲、鄂伦春、达斡尔、东乡、土、保安、柯尔克孜等40多个民族的80余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或不同文种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著作出版。此外祝注先、王保林、吴重阳、李鸿然等人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诗歌史、现当代文学史等专题史研究深化和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还表现在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取得的实质进展。“文革”刚刚结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就在“重读”和“重评”中快速起步。对极左思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使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回归正常轨道。此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紧紧追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时发现和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也接续1960年代初期关于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围绕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理论总结。“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成为评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三维坐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起到了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2000年,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在史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上都有重要收获。

三、宏伟壮丽的新世纪

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文化交流和交往不断扩大,文化语境发生了新变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间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文学理论与批评各个领域均有重大突破,少数民族文学全面进入宏伟壮丽的新时代。

在新世纪之初,吉狄马加、张承志、阿来、霍达、乌热尔图、鬼子、艾克拜尔·米吉提、蔡测海、叶梅、郭雪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的三个亮点格外引人注目。“65后”、“70后”、“80后”作家的集体崛起,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亮点。土家族作家田耳、吕金华、向迅,满族作家于晓威、刘荣书,朝鲜族作家金仁顺,蒙古族作家黑鹤,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尼玛潘多,壮族作家李约热、黄土路,苗族作家何炬学,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阿舍,仡佬族作家王华、肖勤,佤族作家聂勒,瑶族作家纪尘,回族作家李进祥、阿慧、敏洮舟,羌族作家雷子、羊子,傈僳族作家李贵明,侗族作家杨仕芳,畲族作家山哈等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使少数民族文学生机盎然、星空璀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亮点,如藏族女作家央珍、梅卓、格央、严英秀等,蒙古族作家萨仁图娅、娜·彩丽格尔,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李惠善等。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女作家群体亮相意义更为特殊,如佤族的董秀英、拉祜族的娜朵、傈僳族的司仙华、鄂温克族的杜梅、景颇族的玛波、珞巴族的亚依、达斡尔族的阿凤、孟晖、萨娜、苏莉、苏娅等。第三个亮点是出现了一批作家群,如甘南藏族诗群、康巴藏族作家群、大小凉山诗群、西海固作家群、莫力达瓦女作家群、科尔沁作家群等。以上这些创作群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更加明确和坚定,无论是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构还是底层艰难体验的书写,无论是故土的艰难转型还是他乡的漂泊与伤痛,都不曾泯灭他们的信念,他们带着青春成长的奔放和锐力,承传着民族的血脉,也思考着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宏大主题,呈现着少数民族文学民族风格新时代的新趋向。

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强化,民族风格呈现出以理性的民族认同为思想根基,向本民族认同与多元文化认同同构的转型。对本民族地域风光、民族习俗的平面展示,让位于从民俗文化挖掘民族生命力、从民族生存历史提炼民族精神,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而塑造本民族在现代化诉求和全球化浪潮双重冲击下主动应对和积极选择的新的民族形象。这些作家,既包括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之初便陆续登上文坛的老作家,也包括新世纪“大器晚成”的“60后”作家,如维吾尔族的亚森江·斯迪克、裕固族的铁木尔等,还包括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80后”作家,如蒙古族的查黑尔·特木日、土家族的杜李、维吾尔族的阿娜尔古丽、回族的马金莲、瑶族的甘应鑫等。其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标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广泛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经验的同时,十分珍视本民族的艺术传统,使之成为创造本民族新文学的重要资源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毛依罕,彝族作家李乔,傣族诗人康朗英、康朗甩,壮族作家韦其麟等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新世纪以来,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为中华民族文化提供丰富思想资源,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使命。以少数民族的生态思想为例,1990年代,“40后”蒙古族母语作家满都麦就以系列生态文化主题作品,揭示了蒙古民族传统生态观蕴含的思想精华;继而,同是“40后”的郭雪波在其汉语创作中传达出同样的生态思想,成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重要代表。近年来脱颖而出的“70后”蒙古作家黑鹤的系列动物小说,充溢着浓郁的北方草原气息,在古老草原与现代都市的空间“蒙太奇”中,以其思想的锐力,继续冲击着人与自然如何依存的主题。2012年,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更是以雪山之豹震憾天地的申诉,将这一主题之中所蕴含的复杂意蕴酣畅淋漓地倾吐出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这种生态思想被一些批评家称为“世界性”的主题。

特别要强调的是,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7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这是少数民族文学贡献出来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玛拉沁夫的《祖国啊,母亲》、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所表达的那样。如果说,19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民族平等政策、对民族新生活的歌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则是以欢呼和拥抱改革开放的姿态,正面描述本民族如何应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民族生活受到的冲击,表达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

爱国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热爱祖国的情感,而现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则以理性的国家认同为思想基础。或者说,爱国主义在新时代已经成为国家认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重要转向,一方面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对藏族历史的讲述,是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起点的百年回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将回汉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投放在20世纪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这一背景之中;晓雪、高深等诗人则在祖国大地的行走之中,由对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的咏叹中,抒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学活动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国家认同表现得更为直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中,满都麦的“我是中国的蒙古族作家”、阿来的“我是中国藏族作家”,以及阿库乌雾的“我是中国彝族诗人”,都以十分明确的中国公民身份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爱国主义成为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宏伟壮丽新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傣族《中国贝叶经全集》等大量文献集成的面世,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开始向系统化迈进。《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等成果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等课题标志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信息化、数据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最值得骄傲的领域。史诗研究在整理、翻译、传承人和文本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开始向史诗学研究升级。朝戈金的《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扎西东珠和王兴先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以及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编著的《中国〈玛纳斯〉学辞典》、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成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和论文成为中国史诗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以修订、再版、重写为主基调的文学史观和书写模式转型的新时期。除撒拉族、畲族、裕固族、仡佬族、俄罗斯族的文学史尚以“概述”“研究”进行着史料和学术积累外,其他民族文学史达160多种。其中,蒙古族文学史知识生产最为突出,蒙古文、汉文文学史达数十种之多,而且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断代文学史和专题文学史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少数民族文学通史方面,赵志忠、郎樱等学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以及《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向断代史、专题史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多向拓展。

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在新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得到全面深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在诸多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在这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三个领域取得的成果较多。《多民族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共和》《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走出”的批评》《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等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成果。

70年辉煌历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历史巨变的真实记录,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共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