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纳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并荣获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图书奖,他编剧的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荣获美国洛杉矶世界民族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他已经是颇有文学成就的作家了,最近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青色蒙古》,这是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创作工程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沿袭他过去创作长篇小说的旧路子。他知道,如果仍如过去那样写长篇小说,就是轻车熟路再走一遍,就是在以往的几本著作上再加一本。他经过近几年对文学理论的学习以及对过去作品的总结,觉得应该有所突破,走出一条新路,所以这部《青色蒙古》他写的很慢,多次进行重大修改。他从小说理论上思考该怎么写,边思考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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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 最好的作品永远在创作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9-4 陈华文

  他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总是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笔名,真实姓名为刘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农村。少年时期,他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刚上大学时,格非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他无数次想着回到家乡。他怀想爬葡萄藤蔓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鸟唤醒的光阴。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他常常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试图从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同时,他还读里尔克、蒂里希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排忧解闷。长年的阅读使他不仅逐渐摆脱了思乡之苦,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偏好。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的氛围在大学校园尤为浓厚。当时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格非也参与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诗歌、小说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有时候,他们为了文章中的某个用词,会通宵达旦进行辩论。多年过去后,格非还经常怀念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格非才尝试文学创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学到浙江去进行方言调查。“打前站”的他,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绿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投稿和发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文学座谈会,格非很羞涩地拿出这篇小说,岂料王中忱特别赏识。不久后,他的小说处女作在《中国》杂志发表。格非万万没有料到,随手写的小说竟然也能发表,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无尽的动力。

  格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中。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他先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其中,《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后,格非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他和余华、北村、马原等人,被誉为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格非在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同时,还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博士那几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在文学理论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凭着论文《废名的意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他离开了求学、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转战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描摹,他对所谓的种种技巧和模式也没有兴趣,而倾向于对小说思想性和文本结构的探索。调入清华大学前夕,他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敌人》。小说发表后,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

  在小说创作中,格非从来都不循规蹈矩,总是求新求变,敢于向自己挑战。继《敌人》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尤其是《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关于当代题材的小说。

潜心创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动笔创作“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这是他以独特的历史观并结合生命想象精心营构出的力作。该小说有别于格非前期的“先锋”风格,致力于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在对逝去记忆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里,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中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不难看出,格非意在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故事的时间背景则为1952年—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并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之间发生的一段难以示人的爱情。这部作品发表之后,莫言曾经有过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在出版了这两部长篇小说后,格非写作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1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却是整整20年!

澳门新葡萄京官网首页,  《江南三部曲》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完成,真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结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

  格非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关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开风气之先,另一种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的作家,最后只能写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继而反思: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和文化商人?

  事实上,格非始终在朝着文学的经典性目标努力。他坚持用规范、纯正的汉语写作,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丰富性,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意义的储留。随着年岁增长,他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价值,作为汉语作家应该从传统文学中充分吸收营养。对于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他反复阅读、推崇备至。

  除了读书和写作,格非最大的习惯就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作家和哲学家一样,在认识世界时,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是具体的形象。在人生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中,格非最终选择了文学。他一直强调好的文学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预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说创作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发表后总是能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对于目前的文学成就,他并不满足。在他看来,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创作中。

海伦纳以往的长篇小说都是叙述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从而表达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主题。这次海伦纳从文学理论的深度出发,悟出文学艺术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应该有一个标志物,用来给读者一种暗示。他在书中的表面标志物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例如乌云珊丹和仁钦喇嘛的爱情,例如纳钦和索龙高娃的爱情。如果把这些爱情故事写实了,写成实在的陈述,那这本书就是一个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或传奇或平庸,或赞美或悯惜。好在海伦纳思考得很明白,通篇运用了拟陈述,好像在陈述什么,但又不是实打实的陈述,就是说它是个无指谓的陈述。《红楼梦》运用的就是拟陈述,所以作者讲的远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人的存在真相。海伦纳落笔从很具体的人生体验出发,然后有意不断扬弃它的具体性,使这些得来的体验从具体升华到纯粹,最终成为感受、情感的状态,超越具体经验的具体性和时空限制性。这些纯粹经验诉诸语言,成为一个外观,虚化为“空白”。读者受到这些情感状态的感染,和它发生共鸣,并且用个人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去补充它,让它充实起来,“空白”不再是虚空,构成了对作品的理解。读者看到海伦纳这些爱情故事和与马头琴有关的故事,能够得到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是技巧性引导,读者从中能领悟到生存环境对人的重要,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民族团结的背景下,每个民族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海伦纳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去表现英雄主义,虽然这样的主题是蒙古族史诗的常用主题。但是海伦纳有意超越了它,而是写出普通牧民的心灵史,在一部去英雄化的作品中,表现出普通人的精神追求。

官布扎布

当我们阅读出海伦纳用拟陈述的叙述方式表达出的“语言的意味”,海伦纳的文学变革成功了!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农村牧区出生的人,都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官布扎布也不例外。

海伦纳的“拟陈述”的工具是语言,他的语言能力日渐成熟。他已经形成了诗意化的语言风格,读者在接受他的抒情笔调的同时,能够感觉出一种迷醉的气息,有些忧伤,也有些不安,甚至还有失落和虚幻,而这一切又与书中人物的内在的生命呼吸息息相关。让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圈中的一句老话:写作品就是写语言。

因高考制度尚未恢复,他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农民、民办教师、生产队副队长……由于此间他坚持写作并时有作品发表,官布扎布被调到乌兰牧骑任专业创作。1981年,他考入内蒙古大学蒙语系,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官布扎布是带着“用问号/整理我的一切”的思考走进新时代的。他的诗歌从无师自通到向现代转型,并以自己独到的目光认识万千世界,缘自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生活的滋养,更缘自心灵的拷问。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当中,官布扎布中断了写作。正如他在诗中所表达的“我把失落的惆怅存压在/比山还要重的脚环下”。面对诸多始料未及的变化,他经历了长达几年的反思,写作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85年起,官布扎布从事出版工作25年间,对出版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一是满足阅读之需;二是进行文化的内容积累。出版社在社会分工中的职责可能就这样,其他的应该都是延伸追求而已。在出版社我做的基本上是文学编辑,因业务和爱好同意在一起,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2015年12月,官布扎布当选为自治区文联第八届主席团主席。

读书报:您一直用母语写诗,突然用现代汉语翻译《蒙古秘史》,是什么契机?

官布扎布:几年的反思中,我悟了这么几个道理:一是,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要有选择地做一些事情了;二是,深深地感到没有必要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类型的文学表达上,而应该要自由一些,自在一些,应以所要表达的内容为主,去寻找合适的形式;三是,对知识分子情怀做过自己的归纳,认为知识分子不只是知书达理而有家国情怀,而是因为他知道个体生命的价值只有与家国大事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个道理,所以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是较为普遍的,我在上述感悟和当时一个热词的作用下决定翻译《蒙古秘史》的。那个热词就是“地球村”,“全球化”等等。当时我想地球村或全球化的前提应该是各个民族相互间的了解。而这个了解应以文化与历史的交流才能够实现。因为蒙古民族的历史实在是特别奇特,所以尤其有必要翻译和介绍。当然,还有文化大众化主张的引动……

读书报:《蒙古密码》的出版,使艰涩的历史书走进大众读者,在出版界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官布扎布:《蒙古密码》至今还是我自感得意的作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汇聚了我好多的想法,心得和勇气。在内容方面,一直以来,蒙古的古代史像是一个布满云雾的长廊,我想用文学和思想的亮光照射一下这个长廊;在文体方面,《蒙古密码》大约纵跨500多年的历史,应以什么文本描述它呢?经反复思考后,我最后选择了散文的文本。有位蒙古族老作家曾对我说;“《蒙古秘史》、《蒙古密码》二书都读了,经典,不可以模仿和超越!”。说明读者很喜欢。

在史学研究领域,对蒙古古代史有很多以是而非的结论。产生误读的那些结论也是我要一一解决掉的问题,所以我付出了很大的历史勇气。在推出下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之前,我仍以“密码”得意。

读书报:《蒙古密码》一书开头就提出,蒙古人的祖先究竟是谁?这样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引起读者的兴趣。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是否也兴致盎然?

官布扎布:就《蒙古密码》所涉猎的内容而言,一方面要有足够的问题意识。因为其中不仅要涉及古代蒙古及成吉思汗的历史活动,还要涉及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古代蒙古及成吉思汗的观点、论断,更重要的是在说清楚北方民族无一例外地跨过长城向南发展的历史规律时,我们现有的所有认知都不能回答它,于是我在反复阅读世界史,中国历史的前提下,试着提出了生存圈和生存圈内部生存资源再分配的理念。没成想,用生存圈和生存资源再分配的理念一去分析,不仅书中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同时我又看到了当今国家发展变化的由来和规律。应该说,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读书报:把握这样一部富有学术含量的著作,更需要有充沛的学术素养和优美的文笔。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您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官布扎布:这与我的文化主张有关。《蒙古密码》所呈现出的成吉思汗是最为真实的,本真和符合历史实际的成吉思汗。在《蒙古密码》的经验中,我体会到,写作者的胸怀应大于题材的胸怀,应大于所属民族的胸怀,应大于那个朝代的胸怀,如能这样,世界会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你面前。

读书报:在书中,常常会有一些凝聚了您的深刻思考的总结性评论。比如您提到,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无疑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那些发挥推力作用的因素中,有些因素是软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而有些因素则像那执掌枯荣的季节气候,带有绝对的根本性和关键性。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古代蒙古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一关系的变化解读其生存形态的变迁和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给读者的启发和印象也是新鲜生动而耐人寻味的。这些思考和分析,基于怎样的积累?您认为对大历史的解读,最重要的是什么?

官布扎布:你提到的这一点正是我们解读古代条件下各个民族存在形态和发展变化之最根本的东西。我想,不管写到什么题材,一个作家找到把控题材生命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找到了那个规律,你才能看得清,说得透,也能让读者心明气爽。至少,我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在没有彻底弄清楚原由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去动笔的。

我一直在努力,或正在实现的是:努力使自己有一个观察,认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人生等各种存在的个体角度,使自己的知觉不跟着别人跑。因为,我认为,人类目前为止的各种学说都是从某一角度上观察归纳存在形态的成果。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想象力?在作品中又是如何适度发挥的?能谈谈草原文化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官布扎布:想象力就是大脑的体力,进行想象就等于让大脑去跳舞,跳远或跳高。文学需要想象的翅膀,而想象也应为内容的深刻表达服务。

出生、长大在草原文化的狂野上,所以我的呼吸中应该有花草的香味。草原文化是我心灵的生活方式,也是对待它物的一种尺度,所以它对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我愿意写它,也要求自己,不要仅仅表现它皮毛的特点,而需要尽力体现它整体的,内在的,深刻的真实存在。这样,我才能成为它的好儿子。

读书报:对于语言,您有怎样的追求?多年来您的创作风格有怎样的变化?

官布扎布:我对语言的使用没有太多的考虑。这可能与我双语写作有一定的关系。无论用蒙古语,还是用汉语写作,我唯一追求的是,提供读者一个顺畅、平和、朴素的语言环境。

读书报:能谈谈您手头创作的作品吗?

官布扎布:手头上正在创作的这个作品,既是一个命题作文,更是我正想去写的选题。说它是命题作文,是因为属于作家出版社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工程。但写作并不仅是为了“工程”。在《蒙古密码》中,我对蒙古的历史品读到成吉思汗时代结束。接下来,蒙古人演绎的是大元王朝的建立和这个王朝一步步败亡的历史长剧。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细细品读:一是,王朝的灭亡大多都是断崖式的,元王朝为什么不同?二是,草原民族的成败转换为什么会那样的快?三是从盛到衰究意被什么样的规律所左右?等等许多极需了解的问题。我想,其分量不会轻于《蒙古密码》,内容的分量比它还大,还重。作为纪实文学,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应该说,有一点期待的价值吧。

读书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能否评价一下内蒙古作家队伍和文学发展状况?

官布扎布:经历世纪交替期间的低迷之后,内蒙古的文学自觉很快开始恢复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启动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同时,加大对文学创作的支持力度,并及时推出《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使内蒙古的文学创作有了明确的导向和引领;与此同时,内蒙古老中青结合的作家队伍已经形成,现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三百多人,其中母语创作的作家有近千人。内蒙古这些作家的作品正以各种发布平台走向全国,并获得很大好评。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之后,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更感责任重大,决心在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方面有更大的作为。